作者：杨津涛 近些年，人们对于赫德早已不再陌生，其领导下的中国海关，更被今人誉为是清朝“唯一没由贪污腐败的部分”。赫德从英国来华时只有19岁，后来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在中国海关做了48年“总税务司”，得到从一品的太子太保头衔。 我们知道，赫德及其继任者安格联、梅乐和、李度，除为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治理海关外，在近代邮政体系的建立、对外事务的交涉、西洋知识的传播、海军舰船的更新等方面，都曾有过不可替换的贡献。荷兰历史学家方德万的新书《潮来潮往：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面起源》，即对此做了全面研究。 海关是帝国主义侵华工具？ 毋庸置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赫德等外籍总税务司及中国近代海关的形象，在中国人眼中都是负面的。远的不说，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界重启海关史研究时，赫德和助手金登干还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控制下的海关，名义上市中国的行政机构，实际上是各国共管的侵华据点”（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序）。在1987年出版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中，作者汪敬虞对赫德进行了全面否定，指责其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服务西方侵略者”。 好在随着档案的不中断发掘及研究的深进，中国学界对赫德等外国人治理下海关的评价日趋正面，具体可参考傅亮2013年发表的论文《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综述》。方德万的《潮来潮往：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在这篇文章中也被提及，只是作者将书名主标题Breaking with the past意译为《与过往决裂》，更直接地点出了此书主旨。 方德万是一名荷兰人，现在任教于剑桥大学，老师是著有《叫魂》一书的汉学家孔飞力。2007年，大陆曾出版过其代表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千航国际这本书对战时中国政府持鲜明的同情态度，使用大量原始史料，颠覆了史迪威、白修德等人为西方世界构建的刻板印象——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从不肯真心为抗日出力。 方德万对于中国海关的研究，同样建立在丰富的中外档案基础之上——《潮来潮往》每章后的注释都超过200条，其中引用最多的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共5.5万卷，系第一次被学者利用。此外，同大多数海关史著作不同，方德万没有将全部重心都放在赫德身上，他用全书大约一半的篇幅，记叙1911年赫德往世后，安格联、梅乐和、李度三任外籍总税务司对民国政治的影响。由此看，《潮来潮往》称得上是一本短小精悍的近代海关史。 在洋人维护下的中国关税主权 中国近代海关建立的契机，是咸丰三年（1853年）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攻占上海，导致清政府设立的槯关——江海关为之瘫痪。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以为，“若在等待中国海关重建期间停止所有贸易，这会损害英国的贸易利益。另一方面，假如货船不缴关税就离港而往，又是对《南京条约》的违反”。他希看通过和清政府合作，重建江海关。 江南地区的督抚急于恢复对关税的征收，于是同意在上海任命外籍税务监视，治理洋商。这一经验后来在全国推广，英国人李泰国成为第一任由天子任命的总税务司，治理各地海关及其中外属员。在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手上，海关成为一个“集权并有纪律”的组织。他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如《大清国海关治理章程》将懒散、欺诈、酗酒、经商、受贿等都被严厉禁止，一旦违反，就要受到惩罚。海关在一百多年后还能因廉洁著名，也在于此。 海关在外国人治理之下，但并不受外国控制，赫德曾通令属下：“务必一直牢牢谨记，总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而非外国的机构，所以每一个海关官员在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官员时，应严守分际，这样才能避免引发任何可能的冒犯和厌恶情绪”。当英国商人违反贸易法则，并援引治外法权，拒尽接受海关处罚时，英国外交大臣及驻华公使是不予支持的，由于在他们看来，海关是清政府的下辖机构，在中国领土上行使征税权力，英国领事无权干涉。美、法等国亦对此原则表示主持，使海关独立性得到保障。 得海关者，得天下 即使是赫德也不会想到，在他竭力经营之下的海关，后来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命根子，进而决定政权存亡。按照方德万书中的说法，在清政府存在的最后二十年，海关税收已占到全国总税收的3/1—1/2。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的2亿海关两（海关专用的一种记账单位，约合38克）赔款、3000万海关两“还辽费”；八国联军侵华后，《辛丑条约》规定的4.5亿海关两赔款，都不是全年国库收进仅8000万海关两的清政府有能力偿付的。这时除向外国银行借贷外，已别无他法，而能作为担保的也只有关税。 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任总税务司安格联指示各地海关：“现在到了要保护关税以偿外债的时候了，不要使之沦为革命党的军费。”利用混乱局势，海关获得清政府同意，在原有征税权力之外，使他们成为关税的治理者和支配者。借用方德万的话说，海关从此“成为了一个为外国债券持有者收债的代理人”。但是，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都不敢有侵犯海关的举动，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把握关税，才有可能成为获胜的一方。 随着“金银比价的改变和一战过后迅速的经济扩张”，以及中国停付德国、奥匈、俄国的庚子赔款，海关税收有了结余——“关余”。当时各省大都拒尽向中心上缴税收，北洋政府想要维持运转，就必须利用关余举借外债或发行内债，以至安格联被称为是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伴随海关权势扩张而来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兴，人们对于由外国人掌控中国财政命根子的现状，越来越难以忍受，终极导致安格联被北洋政府强行停职。 第四任总税务司梅乐和由国民政府任命，他首次用中文宣誓，并向孙中山遗像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三鞠躬，意在昭示自己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梅乐和承诺，海关未来不再雇佣新的外国人，这意味着不久后，海关内部将再也看不到西方面孔。当然，国民政府部分地牺牲“反帝”态度，收留忍外国人出任总税务司，也在财政上获得了巨大回报。 新政权营建新海关 在近代中国，海关的特殊性不仅在于由外国人掌管，更在于它的同一性，如方德万在导论中说的那样，“海关在近代中国，是唯逐一个未有中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从太平天国运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唯一或近乎是唯一最有权力的官僚机构”。对于那些不受控制的省份，国民政府也能通过海关遍布全国的网络，对这些独立地区施加影响。然而，日本侵华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并导致了海关的终极衰落。 先是“满洲国”建立，让海关失往了对东北的控制；紧接着更多领土沦陷，海关被迫一分为二，日本人在沦陷区任命了自己的总税务司，梅乐和的权力被局限在西南一隅。梅乐和要求下属各海关税务司“要义不收留辞地尽可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不仅是出于对国家及我们所效忠的政府的责任感和忠诚，同时也符合海关的利益和它的古老传统。”事实上，梅乐和已经在着手预备落幕，希看海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忠于职守的好名声。 梅乐和无力维持战时支离破碎的海关，他的继任者美国人李度在战后同样束手无策。海关在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几次鼎革后，在1949年迎来新的人民政权。最后一任总税务司李度在台湾离职，结束了外国人主宰中国海关的历史。残留的海关组织经过和新政权的短暂磨合，在1952年终结。对于此中千航国际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赫德在《潮起潮落》中，有些遗憾地写道，空运报价 海运价格，“想要以任何细节来复原最后一连串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近代海关研究，或许只剩下这画龙点睛的一笔。
国际物流 国际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