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商贩VS城管：谁都有苦衷 上海、重庆、南京、郑州、石家庄……一份份路边摊解禁的地方性文件，引发了一场涉及数百万人口谋生方式及治理方式的大变革。 大城市收留得下“地摊经济”吗? 报道 在全国各地，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和城管这对“天生冤家”已经“斗智斗勇”了几十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一幕幕市井短剧，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眼光中不中断上演。 “两会”前夕，上海一份《城市设摊导则》提出的“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的地方政策，被以为是彻底化解这对“冤家”矛盾的举措。此后，重庆、南京等城市纷纷效仿解禁马路摊点；一些人大代表也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地方政府给遵法小贩公道解禁，以保障公民基本谋生权利；郑州、石家庄等城市最近也传出消息，酝酿解禁…… 一场牵涉到数百万城市边沿群体生计的变革，正在来临。 小商贩VS城管：谁都有苦衷 3月12日中午，北京昌平区北京腕表厂的门口，几个小贩排成一排卖着盒饭，这是他们天天的生意。 腕表厂职工小刘像往常一样花4块钱买了个盒饭。“天天我都会来买盒饭，我的很多同事也来。”小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他说，四周的饭馆要么太贵，要么太小，根本没法满足需求，买个盒饭即方便又便宜。 摊主老王是来自河南的一位农民，他一边麻利为顾客盛着盒饭，一边机警地向四周扫视。“这是我们‘马路游击队’的职业病，被城管给抓怕了。”老王憨厚的笑着说。 老王今年38岁，三年前来到北京，一开始以卖水果为生。由于没有经验，在第一个月里就被抄了三次，这使他几乎失往了所有的财产。 “最惨的一次，刚千航国际进完货，结果刚出摊就被城管抓了。当时，我兜里剩下二十几块钱，一家人吃饭的钱都快不够了。我到城管队坐了一整天，最后他们把三轮车还给了我。”老王说，从那次后他学精了，每次出往先侦查一番，铁路运输 上海空运，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跑。 据相关机构估算，像老王这样的“马路游击队队员”，在北京有近三十万名。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名字“无证游商”，这是城管队员对他们的称呼。 “办证谁不想啊？可是摊位租金贵，我是小本经营，赚的钱刚够生活，只有在马路上跑。”老王无奈的说。 老王对记者说，就在前几天，老王的老乡，也是邻摊的一对卖烤香肠的年轻夫妇，被北京昌平区城管大队当场抓获，三轮车和香肠都被没收。 “像这样的事天天都会碰到，有的商贩还会用暴力抗法，城管只有对‘物’的处理权，没有对人身进行限制的权力。我们的执法方式，主要是罚款和没收财物。碰到不配合的只能报警，自从往年的崔英杰案发生后，大家都很留意安全了，但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和商贩发生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北京昌平区城管大队的薛刚（据当事人要求使用化名）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2006年8月11日，来自河北的小商贩崔英杰在城管执法现场，用切烤肠的刀刺死了北京市海淀区城管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李志强。李志强是北京城管部分成立8年来，首位因公殉职的城管执法职员。往年，北京市城管队员与商贩频繁发生冲突，城管遭遇暴力抗法事件76起，共89人受伤。 “干我们这行挺难的，既危险又不被人理解。很多人问我，人家小商贩想吃口饭你们都不让，太狠了。在他们眼里我们跟土匪流氓没区别。可是，他们不想想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城市环境假如没人管，不就乱了吗？”薛刚说。 国际大都市不排斥“地摊”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事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职员流进城市谋生是不可避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元化的服务。更重要的是，从小商贩和外来职员的角度，到城市劳动谋生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庆对《中国经济千航国际周刊》说。 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也表示：“目前，我国城市治理的理念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体现在单纯的追求城市治理的洁净、整洁，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这种形式主义的治理方式，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也没有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 杨雄说，事实上，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消灭城市街头的摊贩和流浪者。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巴黎及其他城市，都有小摊贩、集市、夜市、周末市场、跳蚤市场，庭院销售等各种以不同形式为城市个体经营者提供自由经济活动。 比如在韩国，小摊被称为“道路文化”，很多韩国摊主将小卡车改造成“包装马车”，出售各种寿司、日用品、服装等。不过，韩国政府对摆摊的地点、营业时间、经营范围也有严格的限制。 “一座城市中存在小商贩可以使它更有韵味，在一些国家的生活区、旅游景点，小摊点是很重要的文化形式，凡是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他们的‘地摊’经济都是很发达的，比如在伦敦到了周某在一些固定的场所就会出现小商贩云集的跳蚤市场，这不但是商品市场，同时也是一道人文风景。”杨雄对《中国经济周刊》先容说。 很多老一代的市民，对小摊贩的日渐消零也相当惋惜。“以前，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是上海城市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只能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看见叫卖‘赤豆莲心粥’、‘磨剪刀’等代表性的场景了。可以说上海离开小商小贩就失往了很多韵味。”上海市民谭老先生说。 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上，小摊贩的缺失也带来了很多不便。对此，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看京新城的王大妈深有感受。“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北京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规范，可生活越来越不方便了。比如现在买菜也找不到了，卖废品也找不到收废品的，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一样。”王大妈对记者说。 “为什么在城市治理的题目上现在的矛盾这么突出、这么尖锐？我以为在城市治理的题目上需要理清一下思路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周汉华以为，对于这种冲突和对立，在进一步完善综合执法体制的同时，更多的应该是疏通。应通过划出专门区域，设置市场，为社会弱势阶层、低收进阶层提供生存的空间。 解禁进行时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06年9月曾表示，小商贩应该是城市多样性的一部分，当然他们也必须遵守一定的秩序。“我们的城市应该宽收留，应该让他们有公道的分布，给予更多的引导。 ” 全国“两会”前夕，与以往严查、严管为主要手段的普遍做法不同，上海、重庆两市，先后实施了“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和“有序开放马路摊点”的举措。 上海市市收留局环卫处处长孙芝兴表示，面对5万以上的无证商贩，光靠切断很难奏效，且其中确有部分摊点满足了群众的生活需要。因此将答应一部分小商小贩存在，并为他们颁发临时许可证。为此还将专门出台法规《城市设摊导则》。 重庆市则已经规划了400多个马路摊区，设置摊位1万多个，主要出售一些日常小商品，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题目。 在此之前，乌鲁木齐已经对小商贩的治理方面进行过有益的尝试，小商贩在当地被当作城市的“宝贝”，而且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此举也使得在全国个体户数目下降的大背景下，乌鲁木齐个体户数目有增无减，达到6.56万户，从业职员达到12.4万人。2006年，乌鲁木齐年生产总值571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34亿元，占59%。 记者从河北省石家庄城管大队了解到，石家庄也正在预备出台相关政策，解除对城区内街道禁止路边摆摊的禁令。 在今年的“两会”上，是否解禁路边摊也是代表们热议的话题。浙江人大代表许爱娥提出了“建议地方政府答应小贩在道路边公道摆摊经营”的议案。全国政协委员陈守义表示，对待路边摊点，城管要有自己的聪明，在一些居民区和街道应该答应有这种小摊点，并逐步规范。 但对于越来越强烈的解禁呼吁，一些城管执法职员也表示出了忧虑。 “我不反对解禁，而是反对盲目解禁，有很多题目要考虑到。比如，北京2008年要举行奥运会，城市居民都要限制出行，再解禁路边摊，怎么样维护城市环境？究竟奥运会是大事啊！”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城管队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观点 地摊解禁 考验城市治理能力 主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许浩 嘉宾： 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杨雄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李国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经济周刊》：一直以来，一些地方城市活动商贩与城市治理部分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您以为现有的矛盾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有没有什么技术性手段可以有效规避或者缓解这种矛盾？ 周汉华：矛盾发生是由经济、社会、法律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重点是城市治理和综合执法的题目。目前，城市治理普遍采取的是综合执法方式。综合执法是为了解决多头执法、执法不规范而提出的一项改革措施。综合执法的方向是对的。但由于相关的配套制度比较缺乏，就造成了综合执法的权力部分，把其他部分的权力相对集中的处罚权全部集中在它那里，必然造成其权力不受约束。 我想要解决综合执法存在的题目，解决的办法可能不在综合执法体制的本身，从大的方向来看，执法应该是越综合越好，监管应该是越简化越好，到一定的阶段，实现专业监管，而执法方向一定是朝着综合的地方走。 在小商贩题目上，综合治理应当转向疏通，“网开一面”，能够为社会弱势群体、低收进阶层提供他们生存的空间。应当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完善综合执法的体制。 李国庆：城市活动商贩与城市治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反映出了人们对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熟悉偏差。我国的城市化是压缩型城市化，既肩负着传统的城市化的任务，同时又要在全球化浪潮下，完成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使命。这使得而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全球型城市在城市空间区域上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承担全球化功能的中心区的出现，像北京的CBD、金融街、中关村和奥运村；另一方面是传统城市区域中的生活区域，像北京的平房四合院区域。空间区域出现分化，对空间区域的治理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划分，于是产生了矛盾冲突。 要解决这个题目，就要对城市不同职能区域实施不同的治理，满足不同的区域的不同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追求城市的华美、可爱、流光溢彩。比如，对生活区域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为主，可以适当的答应小贩摆摊；但是对于工作区域，则要实行严格治理，保持城市整洁的风采。 杨雄：我以为，矛盾主要是由传统城市治理的理念滞后造成的。传统的治理理念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夸大城市环境整洁划一。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的规模在迅速地膨胀、增加，活动人口在增加，城市治理就出现了新题目，这些新题目都是传统的城市治理方式所解决不了的。 要解决这个题目，我以为要改变以往那种整洁划一的形式主义观念，要实施一种人性化的治理，比如在一些涉及民生的、老百姓需要的区域内，让小商小贩存在。 《中国经济周刊》：最近，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放松对沿街活动商贩的控制，经市民同意商贩可以沿街设点摆摊。您以为这些城市的举措是否是一个进步？ 杨雄：我以为，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体现了政府对于城市治理理念的转变，是人性化的措施，也是和谐社会的体现。特别是《城市设摊导则》将出炉，上海此举正是鉴戒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对小商小贩的治理上实施的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治理的经验，这将使其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夏学銮：上海预备开禁马路摊点是个好事情，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否进步还要看实际操纵的结果再作评论。由于，目前中国在解禁马路摊点还面临着很多困难。 中国解禁马路摊点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开禁可能有过多的小贩涌进城区，政府治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而且解禁必然导致小贩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很可能对公共空间产生破坏性作用；再者，马路摊点的治理责任不好界定，小贩们有利益驱动，固然不可能把更多的道路给他们，但小贩在做生意的时候，很可能会超越政府规定的区域，假如没有法规进行治理，解禁后可能很快陷进混乱状态，然后不得不再次明令禁止。 解禁马路摊点不能凭一时的冲动，仅有良好的动机也不行，必须得出台一个具有可操纵性、比较具体的治理法规，才能保证马路摊点平衡地运行。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处理小商贩带来的便利与城市环境题目间的矛盾，在如今的大城市一直是个困难。您以为活动小商贩能否成为和谐城市的组成部分，其生存权是否应得到保障？我们还应作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国庆：活动小商贩能够成为和谐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之中，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中往。以北京为例，根据2004年的农民工统计数据，北京市有活动人口350万，其中66%是农民工，其中半数以上从事服务行业，活动商贩是很多人的谋生手段。与此同时，在城市中还存在着低收进群体，他们的收进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小商贩的存在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双方都受益，实现了双赢。 目前的题目是，政府要正确引导，在加速建设全球化城市的同时，通过有效的城市治理，尽量满足市民生活的多层次需求，为小商贩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放宽对小商贩的限制，规定经营区域，建设符合标准的贸易设施；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保证市民的消费环境安全。 杨雄：一定要保障小摊贩的生存权。小摊贩在规定的范围内被答应摆摊，只是解决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题目，很多小摊贩是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他们的医疗、养老题目都需解决，还有他们子女的受教育题目。要使他们真正融进城市生活，这些题目都要解决。这是仅靠出台一两个《城市设摊导则》无法解决的。所以，要实现和谐城市的目标，我们的政府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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