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智库，英文“Think Tank”。 这个词汇是二战时期出现的，由美军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保密室（Think Box）演变而来。 实质意义上的智库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已具备“资政、启民、聚才、治学”等特点，可以已具智库的雏形。 现代智库的诞生，在美国。最早可溯源到19世纪初期的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主要研究的是自然科学。 第一个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独立智库是1916年景立的政治研究所，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布鲁金斯学会。 2 有人说，美国事“小政府，大社会”。此评语正确与否，全看语境。 若是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相比，确是如此。 可审阅美国自独立以来的历史，所谓的“小政府”，早已是18、19世纪的老黄历了。 意识形态上，“自由”的价值观依然最重要的。但在现实中，政府（包括国会）干预社会的权力扩大，才是美国历史的一条主线。 先是不惜“违宪”之虞发动的南北战争，重塑了美国同一：重点在关税和国内税收的同一。若以死亡率看，南北战争甚至超过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代价不可谓不高。 后来资本主义产业狂飙发展，诞生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卡内基的美国钢铁公司、以及J.P.摩根等巨型托拉斯。激发了社会反托拉斯的运动，终极使得国会和政府把握了拆分企业的权力。 经济的崛起，也使得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的利益更加积极进取。制定适合的对外政策，理所当然成为政府的职责。 随着联邦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能力越来越强，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对于经济信息的搜集以及政策的制定，却远远落后于时代。 当时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与其说是出自社会科学，不如说是以官员及其背后利益团体为考量，在不同利益团体中交换妥协形成政策。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减税政策，仅仅由于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自己是这个国家交税第四多的公民，才热衷于串联国会议员（多是大富豪）推行减税政策。 所以，在政治传统和宪法的制约、本钱的考量下，政府内部又缺乏对经济社会题目作出科学研究的专业机构，对外咨询的需求就产生了。 当面临逐渐强大的政府权力，“强社会”自然会产生影响或引导这样的权力的想法，于是，资本家、企业家、学者、律师等整合了资源，供给也产生了。 在供需的协力下，促成现代智库的诞生。 3 早期的智库，明显带有“进步运动”时代的思潮痕迹。如布鲁金斯学会的主旨是“为促进政府在各项活动中进步效率、厉行节约并进步科学水平而与政府官员合作，对政府工作进行科学研究的公民团体”。企图影响政府政策和改革政府行为溢于言表。 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是搜罗前任政府官员、商界高层、学者加进智库；另一方面，智库成为美国政治选举中候选人笼络的资源，进而为新上任的政府提供执政的思路和蓝本。 例如布鲁金斯学者劳林·亨利1959年出版《总统的转型》，成为后来总统的“必读书”。传统基金会1980年推出《领导者的使命》成为里根政府职员的一本手册。 因此，智库与政府之间逐渐形成了“旋转门”机制：智库提供政策，新上任的总统为智库的研究职员提供内阁的职位。任期结束后，这些有过政府工作经验的人又回到智库中。 美国智库虽以“独立性”为价值取向，但依然在意识形态、思想和政策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特别的政党偏向。布鲁金斯学会长期以来与民主党合作，肯尼迪时期的“新边疆”构想，林登·约翰逊时的“伟大社会”计划方案都出自布鲁金斯学会之手。奥巴马执政时，32位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进进了他的执政团队。因此有“民主党流亡政府”、“民主党思想库”、“民主党的影子内阁”之称。 以“守旧主义智库”著名的传统基金会成立于1973年，由里根的“厨房内阁”的成员之一约瑟夫·库尔斯和保罗·韦里奇创建。 1980年传统基金会的学者推出《领导者的使命》一书，成为里根政府职员的一本手册。2000年布什总统竞选期间，传统基金会为其提供医疗改革、教育、导弹防御等题目的政策，并出版的学术专著《一个成功总统的关键》。 近些年传统基金会极力推广“领导美国”的运动，把美国的“守旧主义”推动到新的阶段。这个运动反对全民医保制度，提出“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有选择医疗保健的权利”；推崇自由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在维护美国的安全、自由和繁荣的条件下，解决能源与环境的题目——实际上是倾向石油利益团体，反对激进的环保主义，等等。 特朗普的“让美国重新伟大”口号，就是从此运动的宗旨：“重塑开国元勋们最初的理想——让美国变得富强”而来。 除了自由主义与守旧主义、共和党与民主党，军工复合体，是隐躲在美国权力水面之下的庞然大物。 而大名鼎鼎的兰德公司，则是吸收军工复合体奶水长大的智库。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军方熟悉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将军事、科技、产业技术与信息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机构。1945年，美国空军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署了一份共同进行“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计划合同，其缩写为RAND，即“兰德计划”。 该项目的主要任务是在军方、政府情报部分、产业界和大学之间建立联系，加强这些部分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并实现相互之间的资源共享。 1948年，在军方的支持下，RAND从道格拉斯公司脱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和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5月14日，兰德公司正式成立。公司宗旨是：“通过促进、教育和慈善的发展，维护美国的公共福利和国家安全。” 此时的兰德公司已经拥有超过200名不同领域的研究团队，其成员包括数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化学家、心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等方面的人才。 4 集金钱（基金会）、知识（学者专家）和政治影响力（前官员）于一身的智库，其发展也越来越引起维护美国政治体制人士的担心，他们想方想法“驯服”智库。 所以在1969年美国国会通过税务改革法，禁止基金会资助任何可能“影响”立法和政治竞选结果的活动。 众所周知，国际货运 空运价格，私人基金会一直是智库的主要资助人，这一时期，国会对智库进行了极其严密的审查，还对智库赖以获得资助的很多基金会加以实实在在的限制。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金会开始减少对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等智库的资助。福特基金会一直是很多智库的主要资金来源，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减少了对智库的资助。里根时期，政府完全取消了对住房的评估，使城市研究所的收进从80年代的1440万美元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800万美元。 这一趋势，打破了私人基金会直接掌控智库的局面，也就限制了智库“政治团体化”。 智库为了发展，不再画地为牢。固然保持了其意识形态倾向，但智库在努力扩展自己的客户范围，因而导致其所提供的政策咨询更多考虑“公共性”，而非以执政党或特定利益团体的态度为转移。 例如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联合编制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不仅是共和与民主党政府制订对内对外经济政策时的重要参考，更是世界经济学界具有指标性的报告。 而当舆论对于智库的“公共性”产生质疑时，也会严重损害智库的发展。如据英国《卫报》2007年2月的报道，美国企业研究所向有关科学家行贿，请他们批评联合国政府间天气变化专家小组的第四份评估报告。《卫报》另表露，企业研究所从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接受过160万美元，而且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李·芮蒙德还是企业所理事会副主席。固然后来企业所澄清此事“子虚乌有”，但其声誉还是受到一定损害，业务也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8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多学科的长足进步，美国的政府规模增大、政策题目的复杂化和技术化、以及经济的全球化，都促使了美国的智库进进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80年代新增的智库数目，超过了1900年以来七十年景立的智库数目的总和。 固然美国智库以“非营利性组织”为名，但如此多的从业者，自然造成了更为激烈的同行竞争。 在这种环境下，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智库，就不应当只是“思考”（Think Tank），而更应当“思考转化为实践”（Think&Do Tank)、“传播观点”（Talk Tank）、“影响观点”（Do Tank）以及“善用技术资源”（Techie Tank）。 于是美国智库更注重自身的推广和营销，其的发展呈现业务多元化、规模化的特点。例如，原来依附军方的兰德公司，在80年代以后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艺术、儿童政策、民事司法、教育、能源与环境、健康与保健、国际政策、国家安全、人口和老龄化、公众安全、科学技术、药物滥用、恐怖主义与国家安全、交通和基础设施、劳动力及其工作场所等领域。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第一大智库。 而智库内部的运作，形成围绕项目配置科研资源的模式： 在课题治理的程序上，重视课题进展中的监视，而且也很重视课题的评审。一般来说，课题研究的基本过程包括对相关题目进行事前调查、制订调查研究计划书、挑选合适职员组成课题研究小组、写出中间报告、经过修改充实并写出终极报告六个阶段。对于每一项研究计划，通常都有资深研究职员作评审员，负责计划开始后的期中审查和计划邻近结束时的期末审查，以判定其是否达到了基金会设定的研究标准。 如在传统基金会，每一位分析员写出的报告，都必须先交本部分主任，提出修改意见；通过后，再交专业编辑进行文字方面的修改；最后交主管副会长过目。重要的研究报告需要交会长及总编辑过目。 5 美国智库的发展路径，有很深刻的美国政治体制与社会样态的印记。 固然客户也是以政府为主，但相比欧洲国家智库多由政府或政党直接成立，美国智库的社会化和自主化的程度更高，智库之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 这种竞争机制，在政治性较小的政策或技术领域，会促使较高质量的聪明千航国际产品的出现。 但在近年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分裂情况愈加严重的环境下，一些著名智库“公共性”减弱，“政治性”增强，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也更加模糊。 如今传统基金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每年的召募捐款——20多万的基金会成员、大企业公司、家族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以至于它的“守旧主义”色彩更加浓重，并被众人视为守旧派的“忠实代理人”。 因此，原本被以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充当学术界和决策团体，国家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为服务公众利益发出独立的声音的美国智库，未来能否依然保持如此美誉，也是值得留意观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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