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下手，包括切中断与中国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4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这个表态，不仅把“甩锅”抡出了新的高度，也把对中国的威胁恫吓升级到新的高度。 而且，这样的威胁恫吓，不是特朗普的独角戏。 5月12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主导提出了新冠疫情问责法案，要求特朗普在60天内向国会证实，中国完全配合美国主导对新冠病毒爆发进行调查。该提案规定，假如中国不与美国合作，不答应美国调查新冠病毒传播，美国将对中国实施制裁。 美国的这番操纵，即便不是中美关系跌进谷底的前兆，那也意味着这种可能性，已经升至两国关系史上未曾有过的高度。假如考虑到最近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无底线打压，那么远景更不收留乐观。 美国到底想干什么？ “特朗普因素”冲击中美关系 这个题目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即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以及以特朗普为总统的美国，到底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国际货运 空运价格，想把两国关系引向何方？两者密切相关，但并非完全等同。 先来看特朗普的个人因素。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是执政者的执政行为受到制度化的约束，不再把自己的权力视为天命所系。客观地说，特立独行的特朗普，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天地任我行”，尽管他自我感觉是“天选之人”。 但与此同时，很少有人会怀疑，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中，少有的能较为成功地把个人性格“融进”到国家性格中的政治人物。换句话说，他的个人因素显性地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和行为。 愤怒、好斗、自私......这些特朗普的个人性格，几乎都成了当今美国的“国家标签”。至少在直观上，这样的比对不会有什么违和感。 他是如何做到的？理论上的研究留给政治理论家们往探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现实中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美国著名作家迈克尔·沃尔夫，在其畅销书《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中提到一段轶事：特朗普要求给自己的卧室房间上锁，但负责总统安保的特勤职员坚持，他们必须保有能随时进进房间的权力，双方还曾为此事发生争执。沃尔夫想传递的信息是，特朗普是一个危机感很强、很缺乏安全感的人。 特朗普的人生观建立在“人性本恶”之上，甚至可以说他是这种人生信仰的原教旨主义者。从商界拓展到娱乐界后，特朗普在2004年一期名为“飞黄腾达”的脱口秀节目中说：“欢迎电视观众们来到一个野蛮的达尔文世界，这座岛是真正的丛林。假如你不当心，它会把你嚼碎了再吐出来。” 在特朗普的逻辑中，好斗是应对“危机四伏世界”的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人类是最危险的动物，人生就是一系列战斗，要么赢要么输”，他1981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的个人观点，在2016年大选前变成了政治主张。 在参加2016年大选前，特朗普出版了一本名为《残缺的美国：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书。他在这部带有竞选宣言意味的书中写道，“世界从未像现在这般布满危险”，并以个人成长经历做注脚：父亲弗雷德特朗普曾这样教育他，要让自己成为强硬的竞争者，“假如你不警戒不凶狠，你永远无法在贸易世界生存”。 特朗普与父亲弗雷德特朗普 贸易世界的信条，随着特朗普进主白宫而进进了美国政治。这个转变过程并不复杂，运行逻辑也不深奥。从2017年1月宣誓就职，到2020年四年任期即将结束，特朗普的内阁成员更换如走马灯。看看哪些人走了，哪些人留下了，就再明白不过了。 不赞成特朗普打贸易战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走了，换上了为贸易战摇旗呐喊的库德洛。苦劝特朗普不要肆意攻击盟友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走了，换上了言听计从、几乎没有存在感的埃斯珀。倾向于建制派外交原则的国务卿蒂勒森被炒了鱿鱼，换上了执念战略竞争的蓬佩奥。执着于倾销新冷战的副总统彭斯，一直享有特朗普心腹的待遇。 有位分析人士曾这样评价特朗普，特朗普有主动寻求敌人的自然嗜好，他总是通过攻击对手并将其彻底击败，来证实自己的存在感以及存在的正当性。成为美国总统后，他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力，打造了一个以争强好斗且不折手段为特征的“战斗内阁”。 这样的美国，“战斗”对象几乎指向整个世界。由于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认定：美国的经济题目，是由于与贸易伙伴的“糟糕协议”；美国的社会题目，根源都在于外部世界；美国不再伟大，整个世界都应该被问责。 当然，首当其冲的是中国。 就特朗普的个人因素来说，如今他把中国定为头号目标，在逻辑上与1980年代他视日本为美国的最大经济威胁没什么不同。那时，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还未涉足政界的特朗普，在政治上的一个鲜明态度是，美国必须“敲打日本”，由于日本在安全上受美国保护，但在经济上却占美国便宜。 但目前的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无论在综合实力、增长潜力还是战略意图上，都更能让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产生危机感。所以，应对手段必须升级，甚至不择手段。在特朗普眼里，即便中美经贸关系“完美”得无可挑剔，他也会在其他领域挑刺。 在新冠疫情题目上“甩锅”、甚至借此在国际上打压中国，即是最新的案例。这样的思千航国际维逻辑，遇上美国的选举季，决定了特朗普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毫无底线。固然“切中断与中国的关系”很可能只是威胁，但总统这样表态，即是说给中美关系的继续恶化，留下了几乎“无穷”的空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中美关系剧烈震荡，甚至呈螺旋式下滑的态势，带有强烈的“特朗普因素”。 美国的态度 但同时应该留意到，“特朗普因素”让中美关系剧烈震荡成为了现实，但这种现实何以可能？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层面题目：以特朗普为总统的美国，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历史地看，特朗普就任总统前，美国处于重新定位中美关系的“迷茫期”。特朗普所做的，是把迷茫变清楚——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固然这种定位符合特朗普思维简化的个性，但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中美关系的历史脉络。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破冰以来，两国关系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关系定位”也一直在变。 1972年，与周恩来总理在欢迎晚宴上的尼克松总统 从中美建交到冷战结束，两国关系表现出“准同盟”的特征，战略基础是反对苏联威胁。但在冷战后期，中美关系开始从“反对共同的敌人”，向“寻找共同的利益”转变。这一点，突出变现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上，经济成为压舱石就始于那个时期。 冷战结束后，中美“共同的敌人”消失。对于美国来说，自那时起如何定位中美关系，就进进了迷茫期。经历冷战结束初期的摇摆不定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把两国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这种定位当时在美国国内遭遇强大的反弹，此后的美国历任政府再也没提。当时美国较为主流的看法是，中国的实力还够不上成为美国战略伙伴的“资格”。 小布什总统竞选期间把中国称对“战略竞争对手”，但此后的911事件促使其做了政策回调，没有把这个定位写进任何公然的官方文件。小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处于“非敌非友”的状态，对华战略呈现“接触加遏制”的特征。 对于中美关系，奥巴马总同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清楚的定位，一方面在表态上“欢迎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在行为上“防范中千航国际国崛起”。口头上没有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但已经开始为战略竞争布局，比如推行“亚太再平衡”、排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 特朗普政府终结了美国的“定位迷茫”，不仅在官方文件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还在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层面，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有了清楚的定位，就可以动用战略资源，结果就是中美关系剧烈震荡。 从历史脉络来看，中美关系的定位从模糊到清楚，可以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于这个转变，目前较为经典的解释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因实力的接近而走向冲突。 毫无疑问，“实力变迁”的逻辑具有一定解释力。假如从两千多年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总结出规律，依然适用于如今的中美关系，那不仅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也是人类政治进化的尴尬。 谁来定位中美关系 中国不是古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的现状，闪现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魅影，但也有着古历史中所没有的因素。中美两国事否愿意，以及如何避免重演历史，更大程度上还在于如何处理“现代因素”。 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战略界展开了关于中美关系的大讨论，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以为美国对华外交失败，重塑对华战略势在必行。在华盛顿政治圈看来，美国希看中国越来越像美国，但中国却越来越走向美国预期的反面——政治上更加威权，经济上偏离自由市场。 中国人走自己的的路，当然是中国人说了算，而不是美国人。但美国的确在相当长时间里，从“希看”的角度来处理中美关系。 尼克松1968年就任美国总统前一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题为《越战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提到对华外交时指出，中美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安全观念上的明显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他同时也夸大，不能让中国长期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并使用了“nurture”（扶持、教化）一词，即美国应该促使中国成为亚洲的稳定气力，而不是威胁因素。 假如说当年尼克松的“nurture”只是个人观点，那么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宗教狂热般地推广西方式民主可以看出，这种个人观点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美国的外交理念。 克林顿总统主张中国应该加进世贸组织，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突出体现。换句话说，在对华关系题目上，美国曾经抱有让经济融合往“实现”政治意愿的希看。 奥巴马政府后期，对这种希看产生了质疑，所以尽管口头上没说，但事实上开启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特朗普进主白宫后，“希看幻灭”成了政治正确，结果是战略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更激烈的竞争，又导致了矛盾恶化到难以调和的程度。比如，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彭斯、蓬佩奥，在公然场合频繁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这已经触及到中国的核心政治利益。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高官鲜有这样的政治动作。目前美国对华外交的咄咄逼人，不可能不让中国产生“受害者”心态。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权力运作模式不同于美国的中国，在综合实力上越接近美国，客观上对美国世界霸权“正当性”的威胁就越明显。 这一点，在新冠疫情的应对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中国迅速遏制疫情并快速走向经济复苏，与美国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双双高居世界第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冠疫情注定将成为人类的集体意义，其中就包括美国的战疫表现。至少在美国看来，中美战疫的巨大差异，对“伟大的美国”来说，也是一种心理伤害。 是历史的偶合，也是现实的讽刺，中美两国竟然在历史上首次，同时产生了“受害者”心态。这种心态，尤其不利于政治上的妥协，以及政策上展现灵活性。 特朗普政府看似手段很多，但对华外交上可以说毫无章法。固然特朗普解决了“定位迷茫”题目，但随即陷进了“战略迷茫”题目——如何竞争？ 美国前外交官克里斯托弗·希尔，近日在题为《华盛顿到底想从中国得到什么》的文章中写道，愤恨不能成为政策的替换品，特朗普政府把一切题目回咎于中国，并不能解决美国的题目。在他看来，如今的美国政府并没有明确的对华政策，只是在与既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屈服于美国的中国“死磕”。 中美关系的“定位权”，历史上主要在美国手中。未来则不一定，至少中国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等同于会变得面目全非，中国如何应对也很重要。 截至目前，中国任何官方文件，都没有把中美关系称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表述。也就是说，在中美关系剧烈震荡的背景下，中国的对美外交依然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 不过，中国要有“山雨欲来”的心理预备，假如中美关系有柳暗花明的一天，那么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可能还会有更猛烈的风暴。 来源： 熏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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