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第1169期

　　城市跑男

　　杨俊武习惯以60公里/小时的速度看北京。他的棉袄外套了件醒目的马甲，骑一辆每天需要充电两次的电动车，车尾餐箱里的食物，用来解救都市人的胃。

　　杨俊武停在人行道上，克制地等待灯光变换，通常需要等40秒。

　　时间对不同的人意义不同。对上班族来说，时间是按天计，在外卖小哥眼里，时间按分秒计。“你有新订单啦”的机器女声响起后，“时间滴答滴答，每一分每一秒都走在心尖上。”

　　杨俊武是少数愿意等待的人，他的同行以无视红绿灯著称。“前面没车也一直按喇叭，油门加得死大。”马路上留下尖利急躁的喇叭声，惹人侧目。

　　他们是手机屏幕里一个骑着小车的标志，离你越来越近，穿着差不多样式的制服，连面目也相似起来。

　　“时间本来是为人服务的，一旦下单，顾客开始用时间来评价人、控制人。”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廉思过去一年把研究目标锁定在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身上，“外卖、快递小哥是服务者，也是消费者，他们被时间异化控制，倒逼全社会的紧张。”

　　早日成为“万元户”

　　快递员被戏称为“马云背后的男人”，是“互联网的红细胞”。城市郊区的分拣中心每日例行吞吐，快递员在其中进行布朗运动(布朗运动，指微小粒子表现出的无规则运动——记者注)，墙上猩红大字写着“多思多劳多收获，敢打敢拼双十一”。

　　“我们国家哪个城市离得了网购啊，包括农村，我们老家乡村里都离不开网购。”一位快递小哥说。

　　19岁那年，王利刚坐一辆卡车从家乡河南许昌来到北京，路上十六七个小时，与一车腐竹作伴。10年后，他将北京生活的物品和记忆打包，坐上回乡的绿皮车，火车刚刚启动，眼泪就下来了。

　　这10年，他送货的坐骑从单车到焊着箱子的电动两轮车，再到三轮车，见证了快递业的发展；从露天不定点到全天候守摊，再到标准室内驿站，他也目睹了货量每年如潮水般的增长。

　　去年12月16日上午，一位山西的消费者从韩国购买了一件商品，快递业2019年的第600亿件快件诞生了。那时，长发物流 ，王利刚已经离开传统的快递业，他回到北京的站点看望老同事，发现不过5个月的时间，七成的快递员换了新面孔，老人们照旧叫他绰号“校长”。

　　王利刚以前负责对外经贸大学(以下简称“贸大”)的快递收发，整日泡在校园，吃饭去食堂，生病了去校医院，熟悉每栋教学楼和每间办公室，知道哪里有沙发、哪里有热水、哪里夏天凉快。有的老师找不到同事电话，他翻翻手机，“我这有”；遇到纠纷，就找法学教师请教。当他离开北京，孩子出生时，朋友圈有100多位老师点赞。

　　“我的家庭条件困难，上大学负担更重，高三就不咋学了。”王利刚圆脸，微微发胖，脸颊总是通红，高考落榜后，他四处寻找出路，如今倒把贸大视为母校。

　　家乡的几座工厂日夜不息地冒着烟，高中毕业后，王利刚先去了一家生产烟草的厂子，“特别封闭，枯燥，都是比你年长的人，没有共同语言。”他闻不惯那气味，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决定跟亲戚到北京闯一闯。

　　“干快递就适合农村出来的，没见过世面的，非常锻炼一个刚踏入社会的人。什么样的人都能见到，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一位快递小哥谈起择业的初衷，“当然是自由呀，干我们这一行是忙，但是我们也算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嘛。平时也没人管你，想啥时候看一下手机都可以，要是在别人店里打工，那还不是一天到晚让人盯着？”

　　廉思曾提出“蚁族”概念，在最新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4——悬停城乡间的蜂鸟》中，他又将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比作“蜂鸟”，蜂鸟颜色鲜艳，快速拍打翅膀才能悬浮空中。

　　在对1692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后，课题组发现快递、外卖小哥以环京流入的乡镇男青年为主，平均年龄27.62岁。他们穿着鲜艳外衣，在既有的制度设计之外，没有社会网络支撑，只能靠快速扇动翅膀，得以在城市生存。

　　王利刚从小没离开过许昌，对北京的印象是小学课本里的天安门。第一个落脚点在五环外，他跳下货车，心中疑惑，“这里是北京吗？”

　　在贸大附近为月薪1100元的工作发传单时，王利刚发现送快递的月薪能有2000元。去面试，老板先问能不能吃苦，王利刚立下志向，早日成为月薪“万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