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3月6号，在学校附近一家面馆里吃完了午饭，收到教授把原定在图书馆进行的论文答辩改成线上的通知邮件时，我才对这场影响了全世界的疫情有了最实质的感受。

虽然是午餐时间，餐馆里的顾客却只有我一个。服务员是个年轻的中国女孩。我告诉她，3月9号开始学校就要关闭校园了。她看起来有些担忧，倒不是为了疫情，而是为了生意。她问我，即便学生不出来吃饭了，也会点外卖的吧？

就在那天，学校的一个雇员被检测出感染了新冠肺炎。华盛顿大学成了全美第一个因为疫情关闭校园的大学。

在此之前，这场肺炎像是存在于另一个空间似的。它肆虐在大洋彼岸，我只是每天从新闻上和朋友圈里看到它。2月国内情况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给国内的公益组织和校友会捐钱，给父母打电话，让他们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短短一个月后，我变成了那个每天被慰问、被远程耳提面命的人。

早在1月21日，西雅图就确诊了全美第一例新冠肺炎。当天，我和同学还去校医院领了两个口罩，戴了两天。但这条消息就像是投进了湖里的小石子，掀起了些许涟漪，随后就被日复一日的生活抹平了。我也不再戴口罩，觉得西雅图还是风险很低的地方。直到3月初，西雅图柯克兰一家养老机构里确诊了好几例。感染的都是老人，死亡案例也开始出现了。西雅图和我自己才开始正视这个病毒。

坏消息跟随着疾病和死神的脚步，越来越近。先是亚马逊一名员工确诊，第二天Facebook的一名员工确诊。两天后，华盛顿大学一名雇员确诊。之后，学校宿舍里一名学生确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越来越多，你能看见那条曲线经过一个和缓的上升后，像一只失控的火箭，窜向了令人胆战心惊的高度。

3月31日的华盛顿大学校园。拉起警戒线，提醒人们勿聚集。摄影：万乾益

生活的节奏被全部打乱了。3月9号到3月13号是冬季学期的最后一周，很多学生都已经开始复习，准备期末考试了。但疫情和校园关闭让很多老师不得不更改考试方式。比如我的一门课原定是8个小时的开卷考试，干脆被改成了期末论文。

教学全部移到了网上。有些教授对“虚拟会议”这种新技术很不在行。就比如我答辩的那次，一位教授上线，她因为不熟悉系统操作，把我和另一个老师从虚拟会议室里“踢”了出去。还有些老师觉得这对教学很有影响。一位老师抱怨说，十几个人的研讨课还可以接受，但几百人的大课就很难操作。美国大学对课堂参与讨论的要求很高，几百人在虚拟课堂上发言，想想就应该会很混乱吧。但大家不得不适应。接下来所有的聚集活动都必须在网络上进行了，甚至连春季学期的课，也全部改成了线上教学。

我是提早毕业的，原本打算毕业后用60天的宽限期（国际学生毕业后仍可持F1签证合法居留美国60天）在美国旅行，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地好好玩一玩，结果现在连西雅图市区都不能去了。跟我同期毕业的同学里，有两位已经回国了。我和家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个时候坐飞机回国，一路上会有接触病毒和交叉感染的风险，所以选择暂时留在西雅图，等到疫情过去之后再说。至于还要留在美国多久，我完全没有答案。

这种不确定给我带来一系列繁琐但要命的问题。比如我是不是要申请OPT（持美国F1签证的学生毕业后可以享受的为期1年的实习时间），来保证我在两个月后还可以合法居留在美国？毕业后学生保险就失效了，我该去哪儿购买短期医疗保险？美国的医疗十分昂贵，如果没有医疗保险，生病会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以及在这段被迫居留方寸之地的时间里，我该做些什么才不会浪费时间呢？

疫情还无情地剥夺了社交。人们用“虚拟会议”开发了很多玩法，比如开着视频吃饭，就算是聚餐了；开着视频喝酒，就算是凑了一个酒局。上周末，我跟朋友们开着视频玩了一次剧本杀，效果虽然不如面对面，但也算是满足了社交需要，否则一直一个人呆在家里，实在是太难熬了。

前几天，还有一家人在门前的树下铺了层毯子野餐。

在西雅图疫情暴发后，我成了国内亲人们的重点关照对象。他们给我寄了口罩，有时还会在微信上与我分享国内专家的分析文章。有趣的是，他们从国内网络上获取到的信息，与我自己感受到的有挺大差距。在他们的描述中，美国已经在崩溃边缘摇摇欲坠了。或许他们出于关心，会把情况往坏了想。但其实，就我居住的地区而言，因为远离市中心，人口少，每天还能看见有人出门遛狗和遛小孩。前几天风和日丽的，还有一家人在门前的树下铺了层毯子野餐。花开得簇簇团团，小孩也玩得挺开心的。

跟很多美国人相比，华人的准备还是要充分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