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劳工社会学;劳动过程理论;农民工;新劳工群体
内收留提要:本文尝试梳理中国劳工社会学三十年来的发展线索。20世纪最后十年为劳工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段,此时恢复重建不久的中国社会学开始探讨劳工题目,但却存在误用理论之嫌。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为发展的第二个时段,社会学开始将劳工研究回进劳工社会学理论框架之下加以研究,本文主要以清华劳工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为例阐示这一时段的特点。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至今是发展的第三个时段,跨境铁路 国际物流,探讨新劳工群体和形成研究的新视野构成此阶段的基本特点。三个时段的演进折射出中国劳工社会学的基本变化和内在逻辑。
二、第二个十年:基于劳工社会学理论开展劳工研究
假如说这一时段的劳工研究尚存不足的话,不能不说其最大局限就在于理论框架的误用,即把劳工群体和劳动题目置放在“社会活动”“社会分层”“社会题目”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框架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借助关于劳工的理论透镜即“劳工社会学”加以分析。这当然不是说,铁路运输 上海空运,就不可以透过主流社会学的各种理论框架来观察劳工群体了。社会学本来就是专门研究各色人群的学说,各种理论总会这样那样地触及劳工群体。笔者在这里夸大的是这种做法必定带来研究偏差,从而使得观察劳工群体的那些最重要的视角如“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反抗”等,以及最重要的方法如“工厂民族志”等,全都遗漏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细究起来,这种误用在当时实为无奈之举。中国社会学在复建之初率先引进欧美社会学理论时,劳工社会学这一分支在西方学界业已位处边沿。由于全球化浪潮驱动大批工厂外迁,研究劳工,特别是研究蓝领劳工的理论在欧美社会学中日渐式微,尽失当年荣耀。此即社会学家贝弗利,席尔弗所谓“双重沉降”——劳工运动的沉降与劳工研究的沉降(参见席尔弗,2016)。纵使中国社会学面对劳工群体研究生发出巨大的理论需求,但初期的理论引进却专注主流学说而无暇顾及此。此时此地,中国社会学在下个时段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已呼之欲出:系统引进劳工社会学理论,将转型期的劳工研究置放于劳工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本文为笔者在2019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的主旨演讲改写而成,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这使笔者有机会在大会确立的“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的主题下,反思劳工社会学这个小小的学科分支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并做一简单汇报。当然,这个汇报立足于笔者自身的经历和眼界之上,故难免挂一漏万,收留或陈述不当,尚看诸公谅解。喻加耀对演讲录音稿进行了整理,在此致谢。
中国当代劳工社会学的缘起和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为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此时中国社会学在重建后直面再形成过程中的劳工群体;第二个时段为21世纪前十年,此时基于劳工社会学理论的劳工研究成长起来;最后为第三个时段即晚近十年,劳工社会学的新领域和新视野得以进一步拓展。对这三个阶段的梳理构本钱文的主题。有必要说明,本文划分这三个时段所依据的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因此每个时段在时间线上的切分都并非那么细密严格,而毋宁说是用粗线条勾画出来的大轮廓。本文对各时段研究成果的评述也并非完全按照时间排序,而是参考逻辑节奏回类。如此行文的目标旨在揭示这些时段的大致轮廓与劳工社会学的学理逻辑之两相契合,进而彰显后者的结构延展和内在张力。
一、第一个十年:初识再形成的劳工群体
恢复重建之初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已从不同侧面涉及劳工群体,但直接面对劳工群体的重大课题,当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何建章先生主持的“中国当代阶级阶层分析”。此后,还有一些课题涉及劳工群体。马戎、王汉生、刘世定诸教授从事的“乡镇企业调查”课题关注“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农民工(马戎等,1994);对其时已成规模的农民工大活动已有较具影响的研究成果出现(孙立主编,1997);国企改革和国企工人开始进进社会学者的研究领域,李培林研究员等的相关著作或可称为中国社会学界最早系统研究国企工人的专著之一(李培林等,1992)。现在回头来看,这些研究皆应视为劳工社会学的先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社会学最先铸造出“农民工”这一概念并迅速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雨林先生的说法,由于这个新兴群体的身份是农民却从事产业生产活动,故应称之为“农民工”,借以表达其身份和职业两相矛盾的状况(参见《社会学通讯》,1984)。
中国社会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的,其宏观背景有两点至为重要。一是改革开放将中国造就成“世界工厂”;二是由此引发的中国劳工群体的再形成。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转离农村和农业,活动到东部新兴产业区及大中城市务工为生,成为“农民工”。“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劳工”,其突破了传统体制下“工人范畴”的界定,与原有的国企“老工人”共同构成转型期的劳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之数目庞大自无须多言,其形成之初就为数众多,时至本日据官方统计已近三亿,物流师培训中心 ,表明当我国变成“世界工厂”之际,同时天生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工群体(沈原,2006a)。
作者简介: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工社会学、经济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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